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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剖析


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界定依据、深层原因及解决思路

孙继伟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管理学报》2009年第9期

 
    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是指理论难以指导实践、难以解决实践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管理理论的大多数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做研究。根据实践者的感知界定,明显的脱节包括重复常识、违背客观事实、颠倒因果关系和同义反复;根据时空适用性来界定,理论在较短的时间后失效属于明显的脱节。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外因是学术评价与考核激励指标的误导,内因是管理学的应用链偏长,学术语言与大众语言脱离则是内外复合型原因,为理论与实践脱节留下了更为严重的隐患。要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必须改革学术评价体系,不再片面强调刊物等级指标,建立以“引用者、读者、使用者”为核心,按照研究者类别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

文献综述

    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或管理学术界与实务界脱节)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存在,美国的管理理论最发达,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也相当严重。
    美国顶级管理学期刊《管理学会杂志》(AMJ)和《管理科学季刊》(ASQ)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7年发表专辑对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隔阂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多数论文批评管理学研究过分追求方法的严密性(rigor),忽视了管理学研究的实用性(relevance),即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严重脱节的问题(彭贺,2009)。
    Bennis等(2005)指出,美国商学院对“科学性”过于注重,导致学生受训的分析技能与面临的复杂管理任务之间严重脱节,商学院不能传授有用的技能,不能为企业培养领导人。Ghoshal(2005)指出,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坏好的管理,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谴责的管理实践。即使是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倾力与实践结合的MBA教育,也存在与实践脱节问题。Pfeffer等(2002)指出,MBA所学知识及成绩分数与职业成功没有多大的相关性。明茨伯格(2004)批评MBA教育是把错误的内容教给错误的人。有的学者把脱离实践的学术研究与过分宽敞的房子、过于耗油的汽车并称为美国综合国力难以支撑的三大浪费(薛兆丰,2009)。如果与日本相比,美国的这三大浪费更为突出。
    中国管理学界在引进美国学术标准的同时,也引进了美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相距很远的背景下,中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刘源张(2006)提出,管理学的成果要得到社会、国家的承认和使用,不外乎两者:(1)提出能够影响企业、社会和国家观点和行为的管理思想;(2)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能够通过标准化成为企业、社会和国家遵循的工作程序、模式和规范。遗憾的是,管理学没有走这两条实践检验的道路,而是走上了“论文主义”(publish or perish)。郭重庆(2008)更为直接地指出,中国管理学界对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陷入了“自娱自乐的尴尬处境”。李京文等(2009)批评了“照搬西方”和“自说自话”两种不同的脱节倾向,“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凡开始实证性研究就全然不顾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照搬西方的管理学体系和方法;而一旦开始理论研究,又摒弃西方管理学的成熟范式,重起炉灶,自说自话。”
    实务界对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感受更深,通常对管理理论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有的企业家指出,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误判经济形势,企业的决策应该与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反其道而行,并建议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刘革新,2009)。
    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对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批评的同时,也有学者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张玉利(2008)认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本质上是由于管理实践层面的水平差异决定的。管理理论一方面表现为先进理论与落后实践的脱节,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滞后于先进的管理实践。

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界定依据

    2.1  根据理论的来源与用途界定
    管理理论与实践是否脱节首先可从来源和用途界定。理论的来源分为源于问题、源于文献、源于兴趣三种,理论的用途分为纯揭示规律、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满足好奇四种。
图1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界定

    如图1所示,综合理论的来源和用途,结合理论与实践脱节情节的轻重,划为三类:
    A类:理论来源于文献、理论来源于兴趣、理论用于满足好奇,这三种情况属于毫无争议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韩巍(2009)指出,管理学研究必须以揭示管理实践真相为起点,但太多的管理研究从起点就选错了方向,从结果来说,还不如记者报道有助于人们认识管理实践中的关系结构和运营机理。
    B类:以指导实践、解决问题为目标,或者研究者自称可以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理论,这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如果实践检验后理论有效,不属于脱节,反之,则属于脱节。
    C类:纯揭示规律的理论,即“纯理论”。这类理论长远来说也要用实践来检验是否正确,但在理论提出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可能无法界定是否有用。例如,费马小定理和欧拉定理提出后相当于时间内没有用处,后来用于非对称加密和网络签名。
A类理论属于脱节是没有争议的,但A类理论是否应该受到批评呢?这属于价值判断,取决于立场和利益。如果研究的出资者要求研究者与实践结合(如决策咨询类课题),那么就属于不可接受的脱节,应该受到批评。如果研究经费是自有资金,那么对研究者及其理论都不应批评。如果研究经费来自公共财政,那么,纳税人或评论者可以对其批评。
    事实上,有些研究者拿着纳税人的资助经费,做的却是源于文献的研究(或文献导向的研究),甚至文献引证和综述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出了论文的主体部分,达到喧宾夺主的程度。这些喧宾夺主型研究如果得出了有用的理论,也应该肯定,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往往没有应用价值。如果这些喧宾夺主型研究的经费是研究者自有经费,也无可厚非,但这些论文一般都写着国家或省市的某某基金资助。
    黄纪苏(2009)尖锐地指出:各级政府的科研基金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是“民脂民膏”,怎奈学者胡诌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论文就骗去了西部好几家农民一年的收入!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2  根据研究者的客户或理论的应用链界定
    管理理论研究者经常对企业和其它组织强调,一定要认清自己的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但是,研究者应当为谁服务?管理理论的客户是谁?管理理论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晰。
    在多数学科中,从“纯理论研究”到“纯应用研究”存在逐级过渡的关系,类似于产业链,可称为理论的应用链,靠近纯理论的研究者称为一级研究者,靠近纯应用的研究者称为三级研究者,中间的称为二级研究者。
以医学为例,一级研究者的成果也不直接应用于实践,但医学界整体上脱节并不严重,这是因为医学有顺畅的理论传导机制,一级研究者为二级、三级研究者服务(即理论成果被二、三级研究者引用),二级的研究者为三级研究者(医师)服务,三级研究者为患者(终端客户)服务。物理学、化学、药学等学科与此类似。
    但是,管理学的理论传导机制严重断裂。一级研究者为二级、三级服务,二级的研究者为三级研究者服务,三级研究者试图为别的三级研究者服务,但三级研究者的论文基本上无人引用。参照医学、物理学等学科,管理理论的三级研究者应当把实践者当作客户,而不必追求发表学术论文。但是,一方面,三级研究者不得不接受学术论文指标的考核,另一方面,实务界管理者更愿意接受一、二级研究者(即著名管理学家或学者)的指导,而不愿意接受三级研究者的指导。这使得三级研究者陷入了没有客户的尴尬处境,而三级研究者在数量上却占全部研究者的绝大多数!这也意味着,管理理论的绝大多数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
    绝大多数研究者陷入“客户迷失”也使整个管理学界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做研究。具体来说,还有三个不同方面的严重后果:(1)三级研究者自身价值难以体现,存在意义受到严峻的挑战;(2)从理论到实践的传导机制(应用链)断裂,脱节问题难以解决;(3)应用链断裂也使一级研究者得出的深刻理论或正确理论在社会上往往被曲解。
    2.3  根据实践者的感知界定
    实践者感知到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通常用“理论没有用”来概况,具体来说,有四种情况脱节程度尤为严重。
    (1)再次重复常识的研究结论。顶级管理学期刊AMJ评选的1995年度最佳论文《人力资源工作实践对员工流失率、生产率和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在花费了大量精力、经费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高绩效工作实践能够降低员工流失率、提高生产率、提高财务绩效(Huselid M.A.,1995)。但是,这一结论是实务界人所共知的常识,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经费去验证。在管理学界,之前也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Huselid(1995)自己也说:“以前的学术研究以及大众媒体上的文章认为,高绩效工作实践会在良好的业绩上反映出来,本研究提供大量证据支持这些观点,我的研究不同之处是为结论提供了相当高的置信水平”。再如,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企业的人力资源声誉与应聘者人数及应聘意愿正相关。再次重复常识的理论有时在表达上与常识不同,但应用这些理论得出的决策建议与根据常识得出的决策建议没有区别。
    (2)违背客观事实的研究结论。一位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结论:前几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得到的政策优惠少于国内民营企业。但是,“假外资”企业很多的事实表明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如果他的研究结论正确,中国企业主就没有积极性搞“假外资”了。
    (3)颠倒或混洧因果关系的研究结论。有位研究者提出一个理论:世界一流大学造就了世界强国。事实上,虽然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强国(近似于经济强国)的相关性非常强,但理论和实践证据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强才能使该国涌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是像这位研究者说的反向因果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也是这样。虽然世界一流大学对一个国家成为强国有反作用,但基本的因果关系是世界强国造就了世界一流大学。得出上述颠倒因果关系理论的是一位著名学者,普通研究者得出的颠倒或混洧因果关系的理论更多。
    (4)同义反复的研究结论。对于组织承诺的概念,大多数研究采用Meyer和Allen提出的三因素模型:感情承诺表示雇员对组织的认同度,连续承诺表示雇员离开组织的成本,规范承诺表示雇员留在组织中的义务(张勉等,2002)。从这三因素可以推论出组织承诺越高,离职倾向越低,或者说,组织承诺本身就包含着与离职倾向负相关的含义。然而,有研究者还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负相关的结论(袁凌等,2007),这一研究成果属于同义反复。事实上,同类研究成果还很多,仅在中国知网上就能查到十几篇研究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关系的硕士论文,中国期刊网上也能查到从教师、护士、公安人员等不同职业角度研究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关系的多篇论文,这些论文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属于同义反复。
    2.4  根据理论的时空适用性界定
    理论对实践的适用性受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制约。从时间维度来看,有些理论长期适用,有些理论短期适用;从空间维度来看,有些理论在多个空间适用,有些理论只在个别空间适用。时间与空间两维组合,形成理论对实践适用性的四种结果,如图2。管理也可以理解为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反映这三种关系的理论在时空适用性上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图2中应用了这三种关系的划分。

    第1类到第4类脱节问题的严重性依次增强。第1类理论的脱节问题并不严重,如有脱节,一般也是由于理论误用引起。第4类理论的脱节程度最严重,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2类理论在其它空间应用会造成脱节,第3类理论隔一段时间应用会造成脱节。第2类与第3类似乎侧重点不同、脱节程度相似。事实上,在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上,时间是比空间更敏感的维度,第2类理论虽然跨空间应用会脱节,但在一定空间内长期有效,而第3类理论过一段时间就失效了。因此,第3类理论比第2类理论的脱节问题都更严重。
    Hubbard和Daniel(1996)对1970-1991年发表的实证研究类管理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了事后验证,发现平均的可重复率(replication rate)只有6.2%,营销学领域的成果可重复率只有2.6%。可见,管理理论对实践的跨时间适用性比跨空间适用性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深层原因

    3.1  外因:考核和晋升“指挥棒”
    郭重庆(2008)指出,学术评价体系是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发表论文)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大学把排名位次争夺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提升排名最有效的措施是在高等级学术刊物多发表论文。于是,排名位次目标分解为对大学教师在高等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量的考核指标。不仅研究型大学追求这一指标,而且许多教学型大学也向研究型大学看齐,迷上了这一指标。
    为了应对考核指标设计和实施中的矛盾和争议,大学在目标分解中突出了考核指标表面上的“可量化、客观性、可比性”,淡化了“理论价值”、“理论应用”等内在的属性。多数大学实行学术成果量化考核及相应的奖励制度,而且通常有一次性现金奖励与学术成果积分(也会转化为年度超工作量奖金)双重奖励。有的大学在学院给予双重奖励之外,校一级还会再进行一次奖励。当然,在高等级刊物发表论文数量越多,职称晋升得也越快,而职称晋升既是很高的荣誉,也体现为岗位工资的大幅提高。这也意味着,高等级刊物发表的论文会得到四重奖励。以某大学的管理学院为例,在A级刊物发表1篇论文由学院给予现金奖励3万元,并记科研分20分(可折算为大约1万元超工作量奖金),另由学校科研处奖励1万元,如发表2篇A级刊物论文,可破格晋升职称,职称晋升后每月岗位工资相应提高3000元。
    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的考核激励制度一般规定,论文发表刊物的等级越高,奖励力度越大,而发表刊物等级低的论文没有奖励,或者奖励力度很低,并且对一、二、三级研究者都用这样的考核激励制度。但是,高等级刊物发表的论文更加靠近理论应用链的前端,比低通俗类刊物的文章距离实践更远。这意味着大学在用纳税人的钱重奖与实践脱节的成果。重奖之下,必然会涌现一大批相应的理论成果,大多数理论成果与实践脱节成为必然的结果。
    彭贺(2009)对我国某管理学权威期刊2007年刊载的64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只有27篇文章(42%)谈及“实践意义”、“管理启示”或“政策建议”等。在这27篇文章中,44%的论文仅用一句话简单带过,基本没有对实践指导意义进行深入分析。总之,大多数论文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来阐述研究结论的实践价值。
    Bartunek(2007)对美国顶级管理学期刊AMJ2006年刊发的59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只有38篇(64%)论文包含“实践启示部分”,而且大多数实践建议都比较平淡。
笔者要补充的是,即使是研究者自称应用价值或实践意义很大的理论成果,能够对终端客户(实践者)有用或有启发的成果非常少。
    3.2  内因:管理理论的应用链条偏长,理论贡献难以分离和评估
    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并不都是研究人员或考核者的责任,管理理论自身的特殊性是脱节的内因。管理理论、医学理论、药学(或物理学)理论的应用链如图3到图5所示。

    从三个图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管理理论的应用链比医学、药学的应用链都长。在医学理论的应用链中,二级、三级研究者本身就是医生,理论界与实务界没有界线,经常融为一体,所以基本上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这给我们额外的启示,平时人们经常把管理学与医学相比,把分析研究企业的问题比喻为诊断或治病,这很不恰当,管理学的应用链与医学的应用链差异很大。
    再以药学为例,虽然理论界与实务界有清楚的界线,但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并不严重,这是因为药学的应用链比较短,三级研究者同时也是工程师,工程师不存在像管理学三级研究者一样的客户迷失问题。此外,药学的应用效果容易评估,而管理理论不仅应用链偏长,而且管理理论的应用效果与其它要素的贡献交织在一线,难以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评估。
    3.3  混合原因: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的脱离
    理论界不屑于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理论,甚至故弄玄虚,故意让群众听不懂。这一问题在管理学和其它学科普遍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曾收到的学术论文中有个术语是“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编辑看不懂,估计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向作者要英文原文。作者说:“我也是抄来的,不知道原文怎么说”,编辑说是不是“新生活”的意思,作者说“差不多吧!”(黄纪苏,2009)。
    管理理论中,类似这样故意让实践者(甚至别的研究者)看不懂的现象也很多。例如,研究者不屑于使用群众看得懂的术语“忠诚”,而用群众看不懂的“组织承诺”来代替。
    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脱离既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内因,也是外因,属于内外混合型原因。这一原理为管理理论留下了更为严重的隐患。
    中国古代早期的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是相似的,随着学术界的规模扩大和地位提高,理论研究者逐渐不屑于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理论,加之群众语言在不断发展变化,学术界也不愿意跟随群众语言,于是学术界所用的文言文与群众所用的白话文差距越来越大。
    五四运动到来后,新锐学者倡导使用群众语言白话文,加之白话文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白话文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实务界和学术界都替代了文言文。随着文言文被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与糟粕一起被抛弃。
    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脱节的直接后果是,学术界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沾沾自喜,而实务界却把巫师当作大师,把深刻的理论曲解或误传。更为严重的隐患是,如果管理学界继续固守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的界线,可能会重蹈中国传统文化的覆辙,在类似五四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到来之际,很可能让人民群众把管理学的精华与糟粕一起抛弃。
 
4  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思路

    学术评价体系是看不见的指挥棒,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郭重庆,2008),所以,要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必须改革学术评价体系以及相应的激励制度。
    4.1  从片面强调替代价值到存在价值与替代价值分类评价
    替代价值是指理论成果(如论文、专著)是否也可由别的研究者研究出来,如果有别的研究者很少有人能够研究出来,或者晚较长时间才能研究出来,说明这一成果难以替代,或者替代价值高。
    存在价值是指理论成果存在之前与存在之后相比,对实践者(理论的终端客户)有没有创造价值?如果给实践者带来了启发、提供了工具或解决了问题,说明这一成果的存在价值高。
    替代价值反映了学术成果的领先性、创新性高低,可用引用者(同行客户)数量作为量化评价指标。存在价值反映了理论的应用价值高低,可用读者、使用者(终端客户)数量作为量化评价指标。
    根据替代价值、存在价值两维评价,可以把理论成果分为四类,如图6所示。

    根据“实践是检验理论价值的唯一标准”,评价理论成果价值高低,应该优先使用存在价值标准,如果存在价值难以判断时,可使用替代价值标准。换言之,在设计学术评价指标分值时,A、B、C、D类成果的得分应依次降低。但是,按照现有学术评价体系,B类通常不算成果,或考核得分很低,C类可以得到很高的考核得分,A类不一定能得高分,一部分A类成果(如德鲁克的著作)因没有量化模型、参考文献少或其它原因无法在高等级刊物发表,因而考核得分很低。
    鉴于此,评价体系改革首先要解决观念和认识问题,必须在观念上确立“实践是检验理论价值的唯一标准”,相应地,应该从强调替代价值转变为存在价值优先。考虑到研究者在理论应用链上所处的位置不同,使命和责任也不同,所以一、二、三级研究者的评价指标应当不同。一级研究者的成果侧重替代价值考核,二、三级研究者的成果侧重存在价值考核。总体上,要从片面强调替代价值转变到存在价值与替代价值并重,根据研究者的类别有所侧重。
    4.2 借助“引用者”指标纠正对“同行客户评价”的误用
    一级研究者不适合直接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用“同行客户评价”的相应指标对一级研究者进行考核没有错误,现有评价体系的错误之处在于“把同行客户评价高低等同于论文发表的刊物等级高低”。虽然刊物等级也是根据同行客户评价的原则来划分的,总体上,高等级刊物发表论文的引用次数更多,但是,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存在两方面的明显错误:(1)有些理论成果引用者很多,同行评价很高,但没有在高等级学术刊物发表。例如:《孙子兵法》、德鲁克的著作、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2)有些论文虽然在高等级刊物发表,但引用者并不多,或者只是在短时间内引用较多,若干年后再也无人引用。
    要修正上述错误的评价指标并不复杂,只需用成果的“引用者数量”(即同行客户的数量)指标替代现有的“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指标即可。
    有的大学为了鼓励涌现高层次学术研究,在常规的年度考核和职称晋升考核之外,由各学科组指定了本学科“最著名刊物名单”,规定在最著名刊物发表论文者可破格晋升职称。但是,“最著名刊物名单”与年度考核和晋升考核中的A级刊物既有交叉,也有不同,由此带来对“最著名刊物”的争议,许多研究者认为学科组指定的最著名刊物不公正,或者不能代表某些子学科的水平,等等。事实上,不管成果发表在什么刊物,或者什么机构出版,只要引用者数量多,就说明同行客户评价高,大学如果想对同行评价高的成果给予破格奖励或晋升,只需评价成果的“引用者数量”,不必像“郑人买履”一样,在常规的刊物等级名单之外,再去指定所谓的“最著名刊物名单”。
    4.3 使用“读者、使用者”指标对二、三级研究者进行考核
    三级研究者的客户应该是实践者,二级研究者的客户可以包括三级研究者,但应鼓励以实践为导向。但是,现有评价体系对二、三级研究者也使用同行客户评价的相应指标(即论文发表的刊物等级),这是错误的,必须拨乱反正,认清二、三级研究者的真正客户,把同行客户评价修正为终端客户(实践者)评价,具体来说,可使用“读者、使用者”量化指标。
    根据终端客户评价准则,并结合理论自身应有逻辑性、严密性的要求,笔者推荐一种兼顾“同行研究者、读者、使用者”的“四个一”评价指标,即围绕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发表一篇面向同行研究者学术论文、发表一组通俗刊物的文章、出版一本面向大众读者专著、有一些单位把成果投入应用。达到“四个一评价指标”的研究者是替代价值、存在价值双高的研究者,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对这样的研究者破格晋升,相应地,使用“四个一”评价指标比前面所说的“最著名刊物名单”指标更为合理。

5 结语

    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长此以往,管理理论界将会自绝于实践。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从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做起,本文所述的改革学术评价体系的三个思路还有待在实施中细化和完善,但是,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成立曾在30年前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基本达成共识,而“实践是检验管理理论价值的唯一标准”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现在有必要开展管理理论评价标准大讨论,只有在认识上澄清以后,才能让考核和激励制度的改革顺利推进。
    笔者建议全国和地方的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理论与实践结合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引用者、读者、使用者兼顾的理论评价体系”等相关课题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推出“大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排行榜”、“管理学院理论成果应用成效排行榜”等,扭转现在“大学研究能力排名”中片面强调刊物等级和论文数量的错误导向。


注释:
① 由于经济学与管理学交叉和渗透之处很多,实务界对管理学与经济学不作严格区别,把管理学家也称为经济学家。另外,经济学等其它社会科学也存在与管理学相似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所以,本文引用了其它学科与实践脱节的部分典型事例。
② 这里说的一、二、三级研究者是按照理论的应用链上次序划分的,与一般理解的“理论研究水平高低”相对应,与“理论应用水平高低”反向对应,但与高低贵贱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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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管理学报》2009年第9期,第1143-1149页:2009-10-5 2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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